上週六，《金融時報》亞洲編輯Kevin Rafferty於《南華早報》撰文批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，指她沒有向中央政府捍衛港人利益，比不上港英時代的高官。我覺得這說法非常不公道 ，因為即使在港英年代，若香港與英國出現利益衝突 ，無論英國或本地的政務官，也同樣難以把港人的利益放於首位。
讓我舉幾個例子：第一，在1982年，英國與阿根廷就福克蘭群島的主權爭議爆發戰爭。當時，香港於日內瓦的關貿總協定（ 即世貿前身）十分活躍，而且因貿易發達，與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十分友好，並且素來都十分支持這些國家。而這些國家，卻一直視英國及歐洲共同體諸國為對手。因戰爭爆發，當時英國下令香港政府某高官，要香港加入制裁阿根廷，令到該高官非常無奈。可是，儘管這位官員決定不出席討論制裁阿根廷的關貿總協定會議，但結果是英國政府改派另一位外籍官員去支持制裁。
第二，是困擾了港人廿五年的越南船民問題。1975年，越南西貢淪陷，大批船民湧到東南亞各國。當時，大多數國家都拒絕收留，但港英政府為了貫切英國的人道立場，宣布香港為「第一收容港」。自此，船民問題一直困擾著港人，造成很大滋擾。直至2000年我在任保安局長期間，關閉最後一個難民營，這個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包袱才得以清除。
這廿五年來，香港合共接收了20萬名船民，聯合國難民公署至今尚欠港府80億行政費用未有清還。猶記得當時港人在內地的配偶及子女非法偷渡入境，需即捕即解，然而越南船民非法入境，我們卻必須收容。這些都不符合港人利益，只因主權國一聲令下，香港唯有冒死跟從。
第三，在中英談判之前，英國深知香港早晚要回歸祖國，為免大批英籍港人湧到英國，所以老早落閘，於一九八三年實施新的國籍法，褫奪了香港英籍人士的英國居留權。
誠言，英國對香港的管治實在作出非常重大的貢獻。百多年來，無論在基礎建設以及樹立管治系統方面，英國的確為香港建立了邁向國際的重要基石。可是，一旦香港與英國有利益衝突時，最終仍須以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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